而事实上，东汉却是一个完完全全建立在烽烟燎原、黄钟毁弃的时代废墟之上，且迥异乎西汉的全新王朝。

当是时也，王莽乱政，豺狼当道，海内鼎沸，群雄并起。

中原大地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出现了几十支乃至上百支林林总总、大小不一的割据势力：

临淮人瓜田仪暴乱于会稽长洲，琅琊海曲女豪杰吕母飘忽于海上，樊崇、力子都聚众于琅琊，王匡、王凤聚啸于绿林；

城头子路纵横于黄河﹑济水之间，梁王刘永割据于睢阳，公孙述称帝于cd，李宪自立为王于淮南，秦丰自号楚黎王于黎丘，张步起兵于琅琊，董宪举旗于东海，延岑起事于汉中，田戎亮剑于夷陵；

此外，还有平原的迟昭平、江夏的羊牧、庐江的王州公、钜鹿郡马适求、渔阳的彭宠、真定的刘杨、南阳的邓奉等，也纷纷领着或众或寡的兵马加入到这乱世的混战中来；

再加上种类繁多、数不胜数的诸如铜马﹑大彤﹑高湖﹑重连﹑铁胫﹑大抢﹑尤来﹑上江﹑青犊﹑五校﹑檀乡﹑五幡﹑五楼﹑富平﹑获索等流民。

这些势力盘根错节、犬牙交叉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既有援引，又有牵制，时而交合，时而决裂，相与争锋，互相搏杀，可谓纷繁复杂、混乱不堪。
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刘秀白手起家，披坚执锐，百战沙场，血战十五年，以布衣取天下，诚为不易，无怪乎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叹道：“光武之得天下，较高帝而尤难矣。”

然而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不但是一个开国之君，还是一个治国之君。

首先，光武帝总结了秦朝灭亡、西汉“七国之乱”等血淋淋的历史教训，大力集中中央机构的管理权。

如：扩大了西汉成帝时设立的尚书四曹，改设立六曹，尚书台也从秦代主管殿中传令的卑小官职逐渐演变成为“出纳王命、敷奏万机”的朝廷中央办事机构，还加强了州部刺史制度、缩减三公权力等。

其次，他参考了王莽改制的内容，为解放劳动生产力，多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，并针对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，通过行政手段实施“度田”，鼓励农桑。

因为贯彻“以柔治国”的理念，东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惠民政策最多的时代。

他推行的一系列“与民生息”政策，使帝国迅速崛起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他坚持不懈开展的“度田”运动，迎来了中兴盛世。

东汉时的农业生产远超西汉。

北方出土的东汉铁农具锸、锄、镰、铧等，数量之多，远非西汉可比。

犁的铁刃加宽，尖部角度缩小，利于深耕，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比耦犁（二牛抬杠），轻便的挽犁（一牛牵引）。

农耕、蚕桑、水利、铜铁冶炼、铜器制造和火井煮盐等方面的发展呈稳步上升势头。

而定都洛阳，地处中原，交通便利，客观上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

在交通能力低下的条件下，国内出现了专门从事西域贸易的大型贸易商人。

建武十六年（公元40年）重铸的五铢钱还一度出现过跟不上商品流通量的情况。

再次，他又在继承西汉文化统治优秀成果的基础上，结合时代需求，进一步加强了文化管理和文化建设，制定出较为系统的文化政策。

具体来说，重儒崇经，将儒学谶纬化，稳固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；通过细化和发展官学教育体系以及鼓励私学的政策，培养统治人才，推广教化。

光武帝提倡讲经论理，专门从儒生中选择统治人才。

其于建武五年就开始建立太学，设置博士。

另外，他和他的后继者都相当重视各地间的文化交流，积极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化，又通过疏通丝路、派遣使者与周边国家乃至西域诸国开展文化往来的方式，积极引入佛教文化。

光武帝之后，明、章、和三帝同样励精图治，尤其是汉明帝，劳心劳力地修治黄河，消除了水患，使黄泛地区广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种。

在此基础上，东汉帝国的水利工程学得到了极大的推广，以至关东地区及长江以南，陂池灌溉工程也陆续兴建起来。

这方面的优秀人才有鲍昱、杜诗、张堪、王景等。

在与水打交道的过程中，又发明制作了水碓、翻车、渴乌等工具。

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，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。

汉末仲长统在《昌言》中就指出，当时的农田亩产量为：亩收三斛。

在文化教育上，明帝更是广召名儒，以察举、征辟以及举贤良方正、明经等科目，网罗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。

东汉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建设、科技、文化、医学、宗教各方面之成就毫不逊色先出于其前之西汉、晚出于其后的盛唐，而其学术思想之开放、科技发展之迅速，社会风气之淳朴，则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堪称我国的又一个黄金时期。

在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中，涌现出许许多多让后世无数英雄倾慕不已的精英。

其中，以名将论，有出豪言，抒壮怀，“以马革裹尸还”的伏波将军马援；以思想家论，有写《论衡》的王充；